经完全变了。三晋之地，由于地处北方，时常受到戎狄的冲击，所以向来的政策都是强军以立国，故而封建制和礼法制给破坏得早一些、深刻一些，也就早有靠近法家的传统——军队中若无说一不二的军法，如何能够令行禁止，有如何能够集结为一团强大的战斗力？而楚国则不一样，那里物产丰富，从来不愁吃穿，而且又不须时时刻刻面临戎狄扰边的威胁，所以生活安逸，又崇尚巫风淫祀，浪漫而奔放，所以其改革的动力实在不足，若非出了楚悼王这样一个有心争霸天下的君王，楚国肯定只能谨守一隅，等着六国争出个高下，然后选择投降。所以楚国的封建残留是很多的，观乎国内贵族势力如此强大就知道了——令尹一职始终在那几个宗亲家族手里传来转去。
而魏国改革图强之际，除了有吴起，还有李悝、魏成子、翟璜、段木干、田文……明君贤臣，通力合作，改革的阻力自然很小，所以过程也就相对“和平”很多。等到楚国开始改革之时，只有一个吴起孤零零地支撑起改革大业，所以改革的阻力大，少不得动用所谓血腥暴力、狠辣干脆的“雷霆手段”。改革走到这一步，客气不得，那么给太史公说成了“苛暴少恩”也就不可避免了。
或许吴起也知道，这样“硬来”最终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可是大丈夫立身天地间，若贪生怕死、处处顾虑，又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与其默默朽烂，不如从容燃烧”，是也罢，非也罢，成也罢，败也罢，总之要轰轰烈烈地活过一场，才不枉上天赐给的大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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