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就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尚书丁润的奏章，如侍郎杨志过于苛刻兵员训练，下朝后被堵在路上讨要说法，如侍郎鲁达就因饮酒误事，已经被罚俸一年，下次再出类似的错误就要降职……
但他们确实在适应在改正，而且真有无法胜任的，也重新调离安排，并非一成不变。
现在随着一项项改制的进行，即便是前朝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臣子已经不再是曾经的粗劣之人。
裴宣的《燕律疏议》就是实例。
这显然参考了唐律，比如每条律法都是简明扼要，又重细节，同属于一个罪行，会因为其犯刑的轻重程度，给予不同的量刑，并不一杆子打死。
同时留有余地，言明历朝都该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加以补充，不必一味遵循旧律，但定罪不可变，不能为了权贵阶层逃避罪责，将某些罪行合法化。
而律法的设定，还是为了让人们避免走上非法的道路，语言的精炼准确，对法律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开端，法律条文不能弯弯绕绕，要力求上到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读懂其中的含义。
如此立法的方式，使得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知道尊重法律，即便受到冤枉也会先诉诸于法律，寻找正统的解决之法，而不是一味的公报私仇，令公权丧失，如此才能社会安定。
但最令臣子骇然的，莫过于燕律极其重视“公平公正”，甚至明文加上一条，“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其实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法家的“法”，并不是法治，而是为了约束被统治者，集权于上，剥削于下，古代的律法别说对于九五之尊，对于权贵阶级的约束都太小了。
所以它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以身作则的态度，走不了依法治国之路，但仍旧要尽可能地约束权贵阶层，从九五之尊开始。
听完《燕律疏议》后，之前为衍圣公求情的群臣，顿时没了声响。
君上为了给孔圣人之后定罪，都让自己与庶民平等了，再加上近来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能如何？
蔡京宣读完毕，裴宣退回，殿内静默。
李彦俯视群臣，想到了明朝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
那是自小聪慧的神童，十岁时入京见驾，应对得体，颇受堡宗的赏识，“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结果到了成化年间，这位二十二岁的衍圣公在曲阜胡作非为，连闲散言官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联合对其进行了弹劾。
最后罪名查出，“非法用刑，奸淫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者四人”。
二十二岁啊！
而且查出来的是这些，真实罪行只可能多，不可能少。
明宪宗勃然大怒，下旨将孔弘绪“械至京理问”，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士大夫立刻炸开了锅，一再求情，但三法司对罪行进行反复商讨后，由于过于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