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讲究公理道义，尤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世道。
所以朝堂之上无人敢表示反对，也只剩下民间那些不甘于士人地位陡降的秀才们，说些酸话，编造些笔记。
李彦没有理会那些，开始准备修《宋史》。
每个朝代的史书，都是由下一朝编修，当然也会有乱世时期的编修情况，比如《旧唐书》就是五代十国时修撰，《新唐书》才是以欧阳修为主的宋朝文人修撰，《资治通鉴》则是司马光的著作。
于是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成为了史书的反面例子。
李彦肯定了它们文学价值的同时，也批判《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的纵私之行，致使记事多不实，《资治通鉴》不仅大量引用小说之言，司马光还巧妙地将痕迹抹去，使得真假难辨。
这种评价其实在宋朝就有了，连同时代的文人，都看不惯这种夹带私货的行径，但那些人也只能说一说，无法改变什么。
到了大燕，李彦命官员修《宋史》，就再度明确修史的态度，一定要将正史与野史严格区分，不可因自身喜好厌恶，引用笔记小说捕风捉影之言。
考虑到在战乱时期存在遗失，在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借助民间的记录，但凡采纳此类言说，必须标明附录，令后世得以明辨。
对于喜欢写笔记，尤其擅长真真假假，借古讽今的文人来说，这无疑是极为难受的。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随着第二届科举的落幕，不少士族发现，当考试内容变为更为实用的新学后，最得利的居然是蔡京的族亲。
当年第一届科举，蔡氏子弟几乎颗粒无收时，众人还暗暗诧异，觉得这位功臣宰相未免太过小心，如今才知道此人的长远用意。
虽然有不少人依旧不齿于蔡京的人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位的眼光和手段皆是了得，在新学的浪潮中更是带动着族亲乘风而起，形成了一股令人侧目的势力。
这股势力的风格，就是迎合上意，摆正自身的位置，干实事。
比如此次，金国居然派出使节团，其身份还是极为特殊的赵宋宗室，群臣都有忌讳，最终还是蔡京的女婿，现任礼部侍郎梁世杰主动请命，前来迎接。
梁世杰其实也挺紧张，他虽然再也不是原剧情里，那个软弱无能的大名府知府可比，但面对这等前朝的事情，任谁都会感到敏感，害怕行差踏错。
所幸他的心中记得，蔡京对于当今至尊用人风格的评价，只要肯做事，有担当，即便错了，也会留下好印象，大胆去办就是了。
梁世杰沉下心来，抵达山海关，等待了不足三日，一支长长的车队出现在地平线外。
等到使节团接近，梁世杰诧异地发现，被簇拥在中央的，不是十几岁的嫡长子赵桓，而是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孩子，身体壮实，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