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任组长.我任组长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月萍.“说到这里，张书记笑着看向段月萍这位老下属.
段月萍也颇为激动的接着回忆道:“那年我五十岁了，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本来都到了知天命等着退休的年龄了，可是组织和张书记却交给了我一个新的工作，要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们建纪念馆.那时的我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但还好，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虽然建馆我不懂，但是在办展和历史学方面还是有些经验的.我知道不管怎么建馆，到最后都需要丰富的史料来支撑.搞陈列，房子盖好了，没有资料是不行的，是没法教育老百姓的.建馆，搞设计，搞建筑我不行，但找资料，我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我记得那时候小组人员十分精简，下设办公室里好像只有几个人.“张书记插了一嘴.
“是呀，算上我才三个人.“段月萍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小十年了，大领导张书记竟然还记得当年的情形.
“当年的近代史教材中根本没有任何大屠杀相关的信息，完全是白纸一张，想要找相关的资料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可是再大海捞针也得找呀.靠着两条腿，我带着一个小照相机，跑遍了南京市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
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平和上嗨的档案部门我都去过.在这些地方，我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
“那没点坐性可不行.“乔峰钦佩的说.他都可以想象段月萍一坐一天查资料的情形.
在一排排书架间上，找来解放前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堆在桌上，厚厚的一沓，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看，一张照片，一个字都不能错过.看到有用的就赶紧记下来.
而事实也确实如乔峰所想，段月萍查找了所有的能找到的1937年到1938年间的报道，一页也不能错过，看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和照片，便立马复印下来，或是拿去照相馆翻拍.
就这样，段月萍搜集到了大量书面证据，包括550万字的文字和112张图像资料.
其中就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的一份珍贵的卷宗，上面记载着1946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调查与整理，在那里，段月萍还找到了当时受害老百姓申请救济的档案.
物证有了，还需人证.
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幸存者.
他们是这场人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
意识到这一点后，段月萍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1984年3月到6月，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开始普查幸存者，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发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