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仁德，往往就体现在这一桩桩、一件件掌权者不会太在意，百姓却能得到极大利好的小事之上。
而‘除诽谤妖言令’，便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现在，‘诽谤妖言罪’还存在于汉律条例之内，百姓光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就不会对这种涉及天家的敏感话题发表言论。
百姓都不敢，朝臣百官就更不敢了。
——即便是历史上，文帝颁布‘除诽谤妖言令’后，对于天家私密，朝臣也仍旧不在‘可自由发表言论’的范畴之内！
文帝废黜诽谤妖言罪时说得很清楚：百姓无知失言，无知者无过！
汉文帝在‘无知者无过’这一点上的坚持，也不单单体现在‘某人说了错话’一事上。
历史上自文帝之后，直至王莽绝西汉国祚这一段时间内，汉室司法判决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不教而诛，谓之虐！
此言出处，乃《荀子·富国》一篇：不教而诛之，谓之虐；教而不化，诛之，谓之王道。
非但荀子认同这个观点，整个华夏，在那遥远的时代，都对此观点高度认同。
华夏隐晦内敛的文化底蕴，注定无论何事，都要披上一层‘仁义’的外衣；而在遥远的西元前，仁义不单单是皮，还是历代君王真切的追求。
就连征讨外族，华夏君王都要‘先试图教育感化’，感化不了，再以王道征讨。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的这则传说，便是古华夏‘先教后诛’之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这一观点，在汉室‘士不教不得征’的政治军事背景，以及荀子门徒张苍以丞相之身，执政天下的情况下，在文帝一朝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天下公认的普行价值。
自此之后，华夏法制就从周、秦时，百姓对法律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偷盗劓、黥’以外一无所知，只有在官服上门拿人时，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的时代，逐渐转变为：每一条法令颁布，都要先让百姓知道，而后才实施的时代。
于露布书写、宣读诏命政策自是早已有之；而汉文帝之后，大到肉刑废黜，小到逃税的责罚，都开始被一一告与百姓知晓。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即便是谋逆叛乱，证据确凿的淮南厉王刘长，在被羁押于长安廷尉大牢之时，也是被当朝御史大夫申屠嘉，就‘忠君奉上’的道理好生教育了一番。
而官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无知者无过’的范畴之内。
——你作为官员，却连法令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说无知者无过？
——国家每年出那么些粮食，养着你一家老小，就是为了让你‘无知’？
即便是在后世，大部分政事，也都是民众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