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文、景两代数十年的物质积累。
反观朝堂，或者说丞相掌控下的国库，依旧是每年十几万万，撑死不到二十万万钱的农税收入。
存钱自不用说——能用每年年初收上来的农税，把当年的事情办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攫欝攫。这样的危机感，对于封建时代的臣子，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而言，绝对是无法忍受的。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于刘弘凭借粮食保护价捞钱，朝堂根本无能为力；但对于国库的收入，刘弘是有能力影响的。
——农税收多少，皇帝说了算！
这也是刘弘最早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时，曾歪歪过的美好场景：等少府能凭借买卖粮食，年入四五十万万钱，刘弘就可以大笔一挥，免个一两年农税！
狠狠收割一波民心不说，还能让丞相府陷入‘没钱用’的尴尬之中，从而只能向刘弘开口。
可刘弘没意识到的是：如此简单浅显的道理，自己能看出来，这些沁寂宦海数十年，甚至见识过王朝更迭的政治家们，也同样看得出来！
当皇帝透露出‘爷们儿要把你们丢下，自己一个人玩儿了’的讯息时，官僚会做出什么反应？
非暴力不合作都是轻的——怕不是舆论会马上掀起对刘弘的谴责，什么独夫、暴君的头衔，一股脑的全扣过来！
甚至于有人内联朝堂，外结诸侯，再上演一出‘诸侯大臣共诛某某’也未可知！
想清楚这些之后，刘弘再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的规划，无疑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天真。
只要政权还处于封建时代，君王想要带领国民进行文明升级，那官僚，就必然会被君王所需要。
在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失去官僚集团的拥护之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刘弘也从这件中意识到：要想完成胸中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的敌视、防备官僚，而是要在戒备的同时，尽量促成双方的共赢。
说白了：既然刘弘吃了肉，就不能还拿着骨头棒子打外朝。
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把棒子丢给外朝啃一啃，喝碗肉汤。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局的相对稳定，政治氛围的相对积极。
至于压制外朝，倒也不是非得要硬压——只要刘弘能保证自己永远比国库有钱，且来钱的速度比国库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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