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在审判活动中，依据事实适用法律的原则是违背不得的”秦朝的这种审判思想与方法带来的社会后果是相当沉重的，汉初思想家们在反思之时，相应地注意到了“主观归罪”的思想和方法如“原心论罪”等原则的运用，不仅否定了前朝偏重“客观归罪”的精神，并且使汉朝的审判思想有了新的面目，使“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得以有机结合正如董仲舒所说，司法审判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可见“春秋决狱”的实行，在审判上既重其“事”(犯罪事实)又察其“志”(犯罪动机)，从而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审判思想和审判方针至于像桓宽等人片面夸大行为人心理状态的作用，说什么“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从“客观归罪”跳到“主观归罪”，这不能归咎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那只不过是另一些思想家由于对“春秋决狱”思想认识的偏转而走向另一极端而已
“春秋决狱”的消极影响
以上所论，概述了“春秋决狱”的积极一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其一，首次在历史上以例代律、以例坏律，破坏成文法的严肃性当我们认为在成文法不完善时，适度创制、运用判例，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立法和司法方法，自有其积极作用和肯定的价值但正如真理再向前越过一步便为谬误一样，“春秋决狱”如果过了头，就会走向其反面，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如董仲舒提出的审判案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的主观和客观相兼顾的论罪方法，本是很具价值的思想主张，不失为当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策略但在审判实践中，当司法官把它推至仅凭“志恶”和“志善”而决定罪之大小、刑之轻重时，一个好的原则便变成了一项恶的主张，势必将司法审判引向歧途，最后滑向“主观归罪”之深渊如果司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看动机不重事实，那实际上是司法官在置法律而不顾(特别在决断疑狱时)，从而破坏了成文法典和法律的权威性因此，“春秋决狱”在历史上首开以例破律之先河，其历史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二，为酷吏舞文弄墨，任意“出入人罪”开了方便之门“春秋决狱”之风盛行，可能连董仲舒也未曾预料的是，本有抑制酷吏滥施刑罚之意的“春秋决狱”在实践中往往又演变为酷吏恣意妄行、肆杀无辜的武器由于集礼义之大全的《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加上后人各自的注释，使一部《春秋》更是“大义”难窥当依据《春秋》决狱时，司法官每每可以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经义根据，在难以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司法官在审判时，势必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