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一党头上，而在数十年来，一直被蔡京等人扯为护身大旗的王氏新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酿成北宋末年政治败局的替罪羔羊
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当时的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氏新学，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33]
高宗在这里给王安石之学下了一个“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其实恰恰是杨时在靖康元年的《上渊圣皇帝书》之中所着力阐述的
借着高宗将靖康之变归罪于新学的同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洛学，也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诏将杨时“召还朝未至而又召（谯）定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34]一时之间，造成了洛学中人，群聚庙堂的景象，而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诏赠程颐龙图阁直学士，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标志着洛学在遭遇了自元祐以来数十年的打压之后，终于有了走向庙堂的机遇与可能
然而王氏新学成为宋室的官学已有数十年光景，虽然其中也有过反复，但终究是时日绵长，根深蒂固，洛学虽然有了被朝堂接纳的可能，但要说真正取代王学成为官学，却还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乱，生于安石”的论断并被王居正用作《辩学》序的绍兴五年（1135年），哪怕是在官方的引导下，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新学作取舍的标准胡安国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为：“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
经过靖康之际的那一场轰动朝野的争执，杨时是时已然是深孚天下洛学学者之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以高宗皇帝甫登帝位时，但立即下诏召其还朝，尔后又屡加封赐，而杨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是时洛学在朝堂之上所面临的机遇与局面，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之中，仍然捉紧时间尽一切机会展开了对王安石新学的批驳
绍兴三年（1133年），杨时致仕归乡后，以八十一岁高龄，连作《三经义辩》、《日录辩》、《辩字说》等三书，站在理学学说的立场，对于王安石的新学进行了集中的批判
王安石不赞成性善性恶说，而持性情统一论，在他看来：“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