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宋八公成为第一个华人贵族，并奖励给他的继承人封地，授予世袭的Sia称号。
这些贵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岛上从原住民贵族手中没收来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这种手法，统治了雅加达地区土著和华人。这种体系后来延伸到了爪哇在内的其他的岛屿上。
被剥夺了土地的原住民贵族，由于缺乏建立领地的经济基础。于是寻求用武力方式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这就形成了盗匪横行的局面，反过来，又加强了荷兰统治者对华人的依赖性。
“包税制”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产物，历来包税的华人首领都是强权人物，“甲必丹”制度因此应运而生，其掌控着负责民间诉讼和刑事案件的巴城公堂，同时掌控管理遗产的“美色甘”（荷兰语音译），可以将这一机构称之为遗产管理局。
华人“甲必丹”正是通过荷兰殖民者赋予的这些牧民权利，成为荷兰殖民统治的中坚阶层，荷兰王国接手荷属东印度群岛公司这一体制后，原封不动的沿袭了下来。
第二种华人群体被称之为侨生，很多富裕华人认为自己是荷兰人，信仰天主教，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社会地位，习惯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更优等。
在19世纪晚期，大多数享有Sia称号的贵族家庭都迅速西化，这些Sia贵族是殖民统治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第三种是与大陆仍然维持关系的华人，坚持华人信仰及风俗，坚持说家乡话，认为峇峇娘惹和侨生都是不孝子，因为峇峇娘惹和侨生已经忘记了华夏传统，这些“纯”的华人被叫做新客。
这三个印尼华族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观，侨生支持荷兰，峇峇娘惹更倾向土著原住民，新客依然心怀祖国。
昆士兰商人的大举登陆，带来了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带来了沉睡于血脉中的汉唐雄风与强烈自信，在与荷兰殖民者交涉的过程中，保持了平等甚至更高的俯视，这对当地的华人族群旧有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
原来咱们还能这么屌，好棒的样子哎！
羡慕、振奋夹杂着跃跃欲试情绪，反复冲击华族年轻人的传统观念，他们也是率先做出改变的群体。
政情处作为海外派出机构，有责任收集信息和反馈，为红堡决策提供充分扎实的数据支持，同时有责任维护海外华人利益，为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千万别忘了，红堡主人拥有“海外华人利益守护者”的头衔，能够插手殖民地管理，这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府不敢忽视的一点，若有严重侵犯海外华人利益的事件发生，红堡主人甚至能够利用这身份发动一场战争。
后世有一种名词叫做“长臂管辖”，这就是初级版本的“长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