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5、996节 宦修派的崛起
大唐法制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
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一是私权，二是公权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宁当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其利弊所在
优势很明显，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平衡，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概括理解为：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权为重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
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种理论的发源基因其实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业社会的“无政府自由主义”
在他们看来，政府公权力的出现，只是无奈之举，是仲裁大家私权力的公共契约，是底线保障体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权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实现最公正的个人私权
这就是后世西方人为了皿煮自由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原因
那么，西方这种法制设计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宁都认为，是对“公”的解读有误
西方把“公”，当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对立公私权力之间，被定义为零和关系
对“公”的解读出现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使得因为私权对公权的制约，导致私权的恶性变异
比如，一个连杀几人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还要进行人道关怀
道德是私权的质量，是私权的审美可西方以法律为唯一惩罚依据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过来千方百计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没有做坏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认定他有罪西方现代经常发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坏事，但法律层面却无法定罪的案例
因为法律的表现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约束漏洞也就是“法网必疏”西方越是有钱人，就越是能利用资源寻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宁的眼中，用华夏传统哲学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论解读，公又是什么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么？无私
这就是道之阴阳的转化衍生西方人怎么会明白呢？
简而言之，公权力的存在，远不仅仅是保障私权，还要优化私权在质量、时间、空间上的弹性和精神物质上的文明高度
公权是为了更